新修订的《四川省<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>实施办法》已正式颁布实施。该《办法》不但强调“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”，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用人单位和雇主的法律责任，即“在工作场所发生对妇女实施的性骚扰，造成妇女身体、精神、名誉损害，单位或雇主有过错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”。

    这则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，迅速被简化为“四川规定妇女上班遭遇性骚扰单位要赔偿”。评论家们也纷纷从这一断章取义的“事实”出发，或赞或驳。我读到的相关评论，似乎都聚焦于上述报道标题所传递的信息，而单位为性骚扰“埋单”的前提条件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。如果对新闻或这个规定认真且完整地阅读的话，我们就应该看到，《办法》其实规定的是，单位或雇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必须以“有过错”为前提。如果单位或雇主对性骚扰的发生“没过错”，就无须为性骚扰“埋单”。

    举两个例子稍加说明。如果一个快递员到某家公司送信件，对该公司前台小姐出言调戏，行性骚扰之实，这虽然是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，但因为前台小姐所在公司对这桩性骚扰的发生并无任何过错，当然就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了。而如果一辆长途汽车没有按规定实行男女分铺，反而安排了陌生的一男一女共睡一个通铺，汽车行驶其间女乘客遭到了旁边男乘客的性骚扰，在女乘客向司乘人员反映情况或要求换铺后，司乘人员置之不理，任凭性骚扰行为发生。那么，恐怕这家运输公司就应该因其明显的过错对这起性骚扰担责。

    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四川的这一规定既不像有的赞同者说的那么好，也不像有的批评者说的那样糟糕。单位要不要为性骚扰“埋单”，一方面取决于存在性骚扰的事实，另一方面更取决于单位“过错”的成立。而现实生活中的性骚扰个案纷繁复杂，要证明性骚扰的发生本就十分困难，证明单位对性骚扰的发生存在过错同样不容易。实际情况往往不像我所举的两个例子那样，对过错的认定泾渭分明。因此，四川这一《办法》在规定性骚扰案件中的单位责任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，但对单位“过错”的认定仍需进一步明确，这一规定的实施在可操作性上也将遭遇法律实践的考验。

    “法律是灰色的，而司法之树常青。”期待地方立法机关能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，及时修正单位责任的范围，以完善的制度设计来遏制性骚扰的发生。